以下文章来源于建筑档案。原创 档案记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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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进华南理工的时候分数并不高，但因为功课的基础不错，还有一定的绘画功底，而且我的思维方式似乎比较适合建筑学，学习的过程中成绩越来越拔尖。使得我的心情也有了一些变化，最开始进入学校的时候，有一点勉强和疑虑，随着在学习上的游刃有余，使得我越来越自信和活跃，大量参加一些校内活动。对我改变最大的是三年级参加全国大学生设计竞赛，在比赛中我获得了一等奖，这在当时的华南理工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在此之前，即使被我们仰望的那些优秀学长们在校期间也仅仅只拿过论文比赛的一等奖，设计的二、三等奖，却还没有人拿过设计类的一等奖。

获得这样一个奖项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但给了我足够的信心，还坚定了我从事建筑的决心，使我坚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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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身宿舍，

把我留在华南理工大学。

临近毕业时，我遇到了有关学业选择的一个小插曲。因为我的成绩全班第一，原本应该是可以保送上研究生的，但当时系里规定平均分90分以上才能保送，而我的平均分是89分多一点，最关键的建筑设计是5分制，无法转化成百分制，不能计入平均分里，致使我平均分达不到标准，不符合保送资格。

这件事使我情绪有点波动，但特别巧的是，大学毕业那年，华南理工设计院联合院外的建筑大师招第一届研究生。面对这个难得的机会，我很兴奋地去报考，结果不仅通过考试还考了设计第一名，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我进入了设计院，成为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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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招考的两位大师是岭南泰斗佘俊南和莫伯治，两位老师都70多岁了，他们只招两届学生，所以能成为第一届学生，我感觉十分幸运。在当时的大多数人还基于传统教育，无法突破旧有框框，信息比较局限的情况下，两位老师因为工作的关系，脚步几乎遍布了全国以及世界很多国家，八十、九十年代拥有这样的经历和视野的人很少。

佘俊南老师毕业于耶鲁大学，他视野宽广，看问题的思维跟传统不太一样，佘老师在设计上很关注“人”的需求，他认为跟功能相关的都是人，应该去分析人怎么使用空间、人怎么活动。莫伯治老师的思维很活跃，他特别喜欢从园林角度去做设计，这在八十、九十年代算是创新，当时的设计手法是将园林和建筑分开，建筑是建筑，园林是园林，莫伯治老师采用园林手法去做建筑的设计思想很有趣，使得建筑与园林比较完美地融合。

在广州开放的大环境下，我又遇到两位视野宽阔和设计思想超前的老师，跟随他们学习给我个人的经历带来了很大转变，使我接触了很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对我的设计思维和理念有非常大的启迪意义。

佘老师在广州市设计院工作，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力邀我去广州市设计院协助他工作，但我去报到的时候，接待人员说不能满足我单人宿舍的分配要求，至少两个人同住一个宿舍，那一刻也联系不上在美国的佘老师，我决定放弃。

或许是因为一个单身宿舍，也或许是我内心的某种声音，我没有签下这个工作，而是直接回到学校。

在设计院，

一呆就是30年。

意料不到的是，当天华南理工设计院的老院长陈开庆、何镜堂院长和林总三个人一起找到我，跟我沟通工作的事情。他们认为设计院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佼佼者，非常希望我们留下来帮助设计院一起创业，在他们的展望中，设计院虽然刚起步，但将来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对于当时还在校园的我来说，其实还没有太意识到未来的事情，因为在集体宿舍住的时间太长，我很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于是，我跟他们说，我要是能留下来，只需要一间单人宿舍。老师们同意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因为一个单身宿舍，我就留在了华南理工大学院设计院。

现在回头来看，我的人生三大选择都有一些戏剧性，甚至很有意思。因为考试没达到理想成绩，来了广东；因为研究生制度我不能被保送，去考了华南理工设计院；因为广州市设计院无法提供单人宿舍，所以我留在了华南理工设计院工作。一路走来，方向的选择与我的诉求有关，也与我内心真实想要走的道路有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始终在自己努力的前提下寻找最顺其自然的道路去走。华南理工设计院学术氛围很浓厚，何院长特别注重产品质量，他说做工程一定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做一件作品，把工程当成作品来做；第二件事是做完之后要写一篇文章，把它转化成思想和总结；第三件事是获一个奖，那是别人对你的认证，如果能获大奖，说明走的方向是对的，如果获不了大奖，总是小奖，就要思考自己做的事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他提出的这三件事要求对我影响非常大，可以说直到现在我还心存感激，因为这些思考是当时的我达不到的深度和高度，虽然我算是好学，而且比较自律，但年轻人爱玩，还是会把很多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地方，如果没有人引导，就很容易走到别的路上去。

从佘老师、莫老师再到何院长，他们的工作思路和做事方法是一种无形的鞭策，这些影响已经融入脑海，一旦将这些基础的工作方法和思路领会，做到一定程度就会出一些成绩。

在华南理工设计院，一呆，就是30年。这其间也会有很多诱惑，很多人来找过我，给我的工资甚至是我自己收入的五到十倍，而且在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初期，房地产大开发阶段，很多人出去创业，我身边几个好朋友也自己出去创业了。

面对诸多变化的因素，我是有一点动心的，我也跟出去的朋友们交流过。其实大家各有千秋，出去有出去的好，而我最终没有出去，这是一个对自己的问询过程后形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记挂着当时自己还没获得什么有重量的奖项，自我感觉没有被认证，另一方面我跟何院长谈过，他说，这是个人选择，出去可能会赚更多钱，但华南理工是产、教、研结合的平台，想要在学术上更上层楼，实现自我价值的话，应该留在更合适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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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留在设计院，更大程度上实现自我的价值，并在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能更多帮助到他人、回报社会，甚至让学生们可以站在我们肩上继续发展，这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我选择了相对稳健的一条路走，而且越走越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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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

就去哈佛。

其实我也离开过设计院，但不是为了离开，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2010年之后，我所做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逸夫人文馆陆续获了国家金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索几个问题，我的知识一直在不断地释放，是不是应该充充电？我的价值观和创作手法是不是很主流或是符合普世价值？

我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走，但又不甘于继续处于瓶颈，一次偶然和彭校长的谈话为我打开了思路，出国进修。

那时候，全国的设计院很少有人出国进修，我带着自己的想法去找何院长，何院长很支持，我问他去哪所学校，他说要去就去最好的，我说那就去哈佛，然后我就申报了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 (GSD)，当年九月去哈佛，第二年六月回来，呆了大概一学年的时间。

来到哈佛，我是带着问题的。除了建筑专业知识之外，我还想补充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等专业知识，更想看看世界最前沿的学校里的人在思考什么、关注什么。

顶级院校给与你的，往往会超出你的想象。哈佛大学的讲座特别多，几乎每一天都有，我听了大概一百五六十场，这些讲座很有意思，跟建筑相关却不全是纯专业的，涉及方方面面，比如音乐、摄影、灯光、策划、城市设计等，也有顶级的大师，像库哈斯、扎哈、斯蒂芬·霍尔、皮亚诺等都来开讲过。

这一年的学习、吸收进一步奠定了我后来的思想，也让我发现自己早期的很多想法是走在非常对的一条路上。就像建筑设计中对人的关注，我在1999年设计就开始考虑人的路径问题，关注人的活动，做华南理工逸夫人文馆时，我把佘老师对人的路径的研究与思考纳入，那时虽没去深想这个问题，但做的事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在哈佛接触的一些国外的理念也进一步印证了我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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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时间的沉淀，接触到先进理念，对自己的思路进行复盘之后，我觉得应该回到最初的重设计的这条路上，在设计手法、设计理念等方面，我也慢慢形成了清晰的想法。或许建筑师做方案不应预设路径、方法、结果，而应完全放空，坦诚、客观地去分析问题，找到解决途径、策略，再注入适度的能量，才能形成具有唯一性的答案。这是对很多东西进行分析后产生的一种理性的生成，这种理性就像一根魔法棒，将条条缕缕的东西变成一个整体思路。

人的一生有很多次选择，有的选择很清晰，有的不那么清晰，有时只因为自己提了一个条件，就导致了选择方向的改变，也可以说有些重要的抉择是被某一项不太重要的附加条件所左右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条件”替我做出了选择。

本文图片由倪阳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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