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学会使用工具后，从洞穴走向临水的土地，开始建造最简单的棚屋。

人们建造的屋子挨在一起围绕成圈。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外在的生物威胁让他们不得不更靠近一些。

那时还缺乏语言系统的他们却早早明白，相互陪伴能让他们更好地面对死亡这件事。

对某种力量的敬畏和集体生存的意识铸造了人与人的情感纽带，通过建筑的形式和布局展现出来。未来几千年，建筑都在努力完成对这两种抽象情感的刻画。

不同的地理特征和生活方式塑造不同地方的人类性格，也塑造了不同的信仰。由此，东西方的建筑经过相似的洞穴和棚屋阶段后产生了分化。

在森林广袤的中国土地上，人们选择把木材的特性发挥到极致；而在尼罗河沿岸和爱琴海附近，沙漠和山地给了他们更多的建造灵感。

自然和气候影响着不同种族对死亡的理解，也影响着他们对敬畏对象的选择。无论是苏美尔、埃及还是希腊，人们对于永生和复活充满期待；而在东方，无论是中国还是之后的日本，都试图看淡人的生死。

于是一方发展出了沉重永恒的石结构建筑，一方发展成了轻盈易变的木结构建筑。

等到技术、材料、社会经济都发展成熟，人们从原始阶段进入奴隶制时代，社会形成明显的阶层后，建筑的象征性比以往更加明显。

东西方的统治阶级——埃及的祭司们、罗马的元老院、西欧的贵族和教士、中国士大夫们，都努力在建筑中刻画当时社会的秩序。

比如，故宫恢宏布局中暗含的帝王权威，江南古典园林里隐藏的道家哲学，还有四合院布局展现了儒家的等级秩序。

四合院和江南多雨的气候结合，就变成了天井式的民居；和岭南地区的的蛮荒战乱结合，就成了具有防御功能的土楼。但是包裹在不同建筑表皮之内的是同样强烈的宗族意识，在南北迁徙中，依然有着明显的延续性。

从上古到19世纪前，城市记忆是技术发展和社会信仰共同创造的，建筑形式包含着人们的集体想象。而民众们对于这些幻想的忠诚，也反过来创造了建筑的公共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