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建筑档案。原创 档案记录人 。

李保峰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

武汉76天，思考与行动：

这次武汉发生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传播之快出乎人们意料，为了大局，武汉果断封城，千万人口的城市变成了特大号的亚姆村，经过76天的煎熬，疫情终于得到控制，4月8日，武汉解封。

传染病灾害不同于战争、火灾、水涝及地震，疫情过后，城市还是那座城市，建筑没有任何毁损，但疫情对人的影响很大：除了用于规训目的之惩罚，很少有人会连续1824小时宅于同一个尺度有限的空间；促成分享的公共空间变成了可传播病毒的媒介， 有规律的日常生活行为由于外部的不确定性而突然改变，空间的生产者与空间的管理者的关系形成了对城市空间治理的挑战，疫情初期医疗设施不足及信息不清导致的担忧，信息技术对联防联控以及无接触消费的影响，具有疗愈功能的景观绿色基础设施的价值和意义……诸多问题浮现于我的脑海，很难不失眠。

《黄帝内经》中写有“上医治未病”。英国1885年的工人住房建设法案，1909年的城市规划法案均是 “治已病”。通过这次疫情，结合反思2003年的SARS，让我们意识到，对于疫情不仅应亡羊补牢，更要未雨绸缪。如何让城市在疫情之后获得免疫力，从而实现”治未病”？我今年1月22号下午从国外返京，武汉第二天上午封城，我因此漂泊于异乡。

这次特邀请四位来自建筑学、城乡规划及风景园林专业的教授谈谈他们在疫情期间的切身体会。四位教授都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疫情期间分别宅在武汉不同的住区。让我们来分享他们在城市、建筑及景观层面的思考。

李保峰 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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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档案对话万谦：窗外的风景

2020年年初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成为21世纪以来的第一场全球大瘟疫。江城武汉，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成为全球第一个城市主战场。在76天的封城经历中，武汉人民从最初的黑暗时刻中坚强地走了过来。这座长江边的千年之城所见证的一切历史，超越了生活在其中的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

被隔离在家的几十天里，窗户成为与城市联系的途径。从我的窗口向外看去，是浩淼的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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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与治水

在武汉长江之滨，最著名的景观建筑是黄鹤楼，而与黄鹤楼隔江相望的另一处景点晴川阁，其实比黄鹤楼更有来历。晴川阁所在的位置，是龟山延伸至江中的一块巨石，与昔日黄鹤楼所在的黄鹄矶隔江对应的这块石头，名为禹功矶，而晴川阁门口的匾额上的题名是“禹稷行宫”，在其旁边的汉阳江滩，在本世纪初兴建了一座大禹文化园，里面放置了众多以大禹事迹为主题的雕塑。

虽然考古学意义上的夏文明还有众多未解之谜，但作为华夏所宗的禹王传说早已被所有中国人所认同，大禹治水这一事件，无疑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石之一。治水之道，对于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疫情作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灾害，我们应对的原则依然来自于古老的经验。

自然的极端事件时有发生，当其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活的时候，就变成了灾害。对于灾害，首先努力限定其蔓延范围，比如用堤坝将肆虐的洪水限定在行洪区域，再将多数人群安置到与灾害现场物理隔离的安全区。当所有的人都在安全区时，灾害对人的直接影响就基本消除了。

大禹治水，首先在于围堵隔离，然后疏导水患，这种治水经验，又可能来自于集体狩猎的经验。1月23日起的武汉封城，就是筑坝的表现，尽可能将灾害控制在一个限定的区域之内。而后在二月中旬将所有疑似与确诊患者集中收治，在排除了疑似感染者之后逐步设立的无疫情小区，就是在为湖北武汉的未感染者设置安全岛，绝大多数武汉市民就在这一个个安全岛中，等待洪水消退。

武汉这座城市，位于江汉之滨，滔滔江河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财富与辉煌，也有无尽的惨痛。作为汉口之根，今日为人所熟知的是著名的汉正街，而在这条正街出现之前，更早的成型道路是硚口的长堤街，长堤街位于硚口标高最高的一段，街道的走向与等高线正好吻合。正是在江汉之滨的洪水定期涨落之下，才有了这样的街道形态，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

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改造，这是人类掌握了更强大的工程技术之后的结果。但在自然面前，人类依然是渺小的。人定胜天的自信和天人感应的自谦，哪一种才是我们面对自然时应该保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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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与交流

隔离，是在蔓延的疫情面前保护自己的基本手段。但是如果真是人人互相隔离的，分散原子化社会，在疫情面前是否就是安全的呢？

由于人口的高强度流动，疫情从江汉区开始出现警情，到三镇乃至全国的蔓延几乎就是短暂的一瞬间。今日武汉三镇虽然被江汉之水分割，但在多达十余处桥隧的联系下，三镇早已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作为中国铁路客运最重要枢纽之一的武汉，当初面对封城的选择时，是一个多么艰难的抉择，武汉一地的封冻，最终带来的是全国经济的冬眠。

武汉，作为一个完整的近代都市得到大发展，是以三镇的融合作为其空间基础。与荆州和公安、九江和黄梅、黄冈和鄂州这些同样隔江相望，但彼此疏离的长江沿岸城市不一样，武汉在1900年前后，就率先表现出空间聚合的特征，这也为其经济水平脱颖而出提供了空间基础。

作为一处位于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黄金水道及其最重要支流河口的聚落，两江三岸的城市空间格局逐渐不再视滨水为生存的威胁，而是产生财富的矿床。汉江提供的南北交通路径和日渐增长的长江东西交通路径交叉在一起，使得武汉成为中国近代航运最重要的丁字路口。而随着铁路这一划时代的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武汉又成为南北陆路交通最重要的隘口。在耗时将近半个世纪建成了京汉铁路与粤汉铁路这两段南北交通大动脉后，长江成为阻挡铁路贯通的最后障碍。

随着1957年长江大桥与江汉铁桥的建成，中国铁路交通南北向第一条大动脉的最后一处梗阻终于完全打通。从此南北向的铁路交通与东西向的航运交通在武汉聚集，武汉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内陆交通枢纽之一。

国土空间规划层面的联系要求，落实到城市总体形态的发展上，就是桥隧体系为空间上分离的三镇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联系通道。作为武汉长江大桥配套体系的重要组成，同步建成的汉江铁桥与作为公路交通主通道的江汉一桥，加上公铁两用的长江大桥，从跨境交通到市内交通，为中国和武汉提供了完整的交通服务。万里长江和三千里汉江的第一桥，在其交汇的河口地带得以实现。

自从1926年北伐之后，武昌、汉阳相继拆除了城墙。旧城墙拆除以后变成了城市道路，老城墙的痕迹和旧城的空间肌理在今日的地图上依然清晰可见。汉口，作为一座最初没有资格建造城墙的城市，在近代曾经有过一段堡墙，但时间不长就被拆除，转而变成了铁路的路基。旧有的墙体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空间彼此分离的界限，但拆除隔离墙之后产生的交流会使得经济更加活跃，也使得社会得以更快发展。

拆除城墙之前，中国城市的关厢区域往往是一座古城里商业最繁华的地带之一。而拆除隔离墙后的城市，城墙化身的大道也为城市的商业活动的增长提供了新的场地，从宏观层面到微观的街区，武汉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在此次疫情之中，武汉的封城隔离措施一开始并不算十分严密。但在2月中旬开始，小区乃至楼栋单元开始被严格封锁管理，毫无疑问，经济在这种封锁之下无疑遭到了严重冲击，但这种封城并没有造成严重的普遍生计问题和心理上的疏离。得益于近年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经济，物流和信息流的存在保证了武汉市民在如此严苛条件下的生活水准没有大幅度下降，物理空间的隔离并没有打断社会生活的联系。这种隔离与交流并存的极端形态在武汉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也是一个今后值得研究的重点方向。

神话与现实

回到晴川阁下汉阳滨江的大禹神话园里，大禹的治水故事被一系列雕塑组成的人造空间界定下来。而禹功矶、黄鹄矶、黄花矶、槐花矶等一系列江边的天然岩石，又被加上了人工的痕迹，在反复的故事塑造中与武汉的城市历史密切交织在一起。长江冲开了大别山余脉，在千万年间来回摆动，旧河道阻塞后遗留下来的湖泊构成了武汉“千湖之市”的空间基础。大禹治水的故事未必就发生在武汉，但这一故事被反复改写后，已经成为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这座城市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聚集于此的人口并不因为经历过的变乱而流散，反而是越来越多，从长江与汉江的航运交接点，到京汉与粤汉铁路被大桥连接成为现代中国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自然地理奠定了城市命运的大局走向，人类社会的运行又带来了城市运行过程中一系列的变化。从农耕时代的人口聚集中心，到帝国时代跨区域商贸的重要节点，再到全球化时代中国内陆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围绕着水利航运展开的城市命运，是“大江大湖大武汉”的历史根源，也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挡的方向。

从1861年汉口开埠起，武汉这座特大城市开始真正成型，武昌与汉阳，围绕着汉口租界逐渐形成了集聚。武汉三镇人口与空间的集聚，带来了工商业的发展。这种趋势，是全球化的工商业体系从中国沿海向内陆蔓延生长的需求，与商行、工厂比肩而来的教堂，同时也带来了配套的医院。

武汉近代医疗系统的起步，也是源自于近代化医疗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今天，武汉市内按照数字排列的医院，序号排在前几位的医院，前身都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教会医院。武汉是中国最早建立现代医疗体系的城市之一，整体医疗资源在中国城市中位居前列，但面对此次新冠疫情形成的医疗挤兑，病情如同突发的洪水，迅速漫过了专业医院筑成的堤坝。二月上旬是新冠全球战争中武汉战役的转折时刻。

方舱医院无疑是扭转战局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快速建设的方舱医院迅速筑起了隔离健康人群与患病人群的堤坝，如同传说中的神器“息壤”，方舱医院依托的大多是既有的城市大型公共空间，将工业化的医疗组件插入其中，从而快速完成了应急医院的建设。其中的工程思想是基于现代制造业的流水线，能够快速建设的，用于修复患病的身体的三级治疗体系的流水线。在将近两个月的建设与使用过程中，方舱医院几乎成了一种新的神话。

方舱医院的建设，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医护人员的数量严重不足。传统医疗模式下，一名病人需要多名医护进行看护和服务，重症病人尤其需要人力资源。但方舱医院首先对轻症重症病人实施初筛，基于新冠肺炎这一自限性呼吸道传染病的自身特点，用重点保护医护人员的手段提高了医护队伍的服务效率。神话的背后，是基于现代科学综合认识的工程设计。这一点对于我们当代的建筑设计而言，有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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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

滚滚长江东逝水，在武汉经历了一个转折。江水在武汉城区自南向北昼夜奔流，越过那些存在了千万年的石矶，也冲刷着江心千百年的沙洲。三国时建设的城址延续了两千余年，江城武汉见证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作为江汉交汇的码头城市，作为南北西东交通的通衢，作为中国近代重工业体系奠基的所在，作为终结了中国帝制的首义之城，武汉的历史如同江水连绵，环环相扣。而见证和记录这些故事的，正是城市本身。

新冠疫情的全球影响，无疑会在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武汉这座城市也因此具有了真正的全球知名度。封城三月，潮起潮落，对于武汉在历史上经历过的风雨而言，其实并不罕见。窗外的长江上轮船穿梭，大桥桥面也早已经车水马龙，城市的重启实际上已经开始。

历史上的武汉经历过洪水、兵燹，但这些都没能压垮这座城市。教训与经验，会促使人类有更深入的思考。城市的创造者，是那些生活于其间的人们。

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使他们完成了一系列的造物。而其中规模最大的造物，就是城市。当城市成型以后，也仿佛有了自身的生命，这个生命承载了她的创造者和建设者的意愿，又反过来在时间尺度上远远超越了她的创造者的那些个体生命。

今日的城市建设者在思考未来时，需要有更加宏阔的视野，而不是仅仅伏于室内的几案之上。从窗口看看周围的世界，必然会有更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