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建筑档案。原创 档案记录人 。

我觉得人生应该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我很感恩生活的经历，让我能够在不同的阶段够做不同的工作。现在来说，我主要还是在学院的管理，第二位是教学和研究，第三位才是设计，所以我是一个业余建筑师。

我并非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同济好学生，因为真正的同济好学生都拥有很高的起点，他们大都对建筑有着准确细致的理解，也能在刚进入校园的时候就画出很赏心悦目的设计图。

而我在建筑方面不是这样的“天才”。实际上最初我更多的兴趣在文学上，高中时期我立志成为一个文学家，因为我喜欢写文章写诗，喜欢读文学作品。对于我来说，文学是一个与建筑完全不同的领域，它是一个虚拟世界，我们需要在虚拟世界中构建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而且它特别看重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然而建筑则是更加具体的一个学科，它是为现实服务的，而不是依靠意识构建的虚拟世界。

历届博士生 硕士生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想做一个理论家。我跟从陈从周教授，想做一个园林学者，做一个中国建筑历史的学者，而且甘愿清贫。但是我毕业留校以后，阴差阳错，有了一个新的契机，学院派我去担任同济室内设计公司的副经理，从此摸爬滚打，跟同学、朋友和同事开始自己的实践。

1989到1999年，我进入了一个成为建筑师的摸索阶段，有意往建筑师的方向走去。这十年之中，有三件事对我影响比较大。

第一件事是做设计，尤其是住宅设计。艺术创作要特立独行，要反向思维，但住宅设计特别需要贴近生活，关注日常活动体验，把自己带进去，将心比心，角色互换，做住宅建筑设计师这十年我和郑士寿等同事积极开展不少设计实践，收获很大。第二件事是全国第一批考过一级注册建筑师，这对我鼓励很大，让我对考试有信心。第三件事是教学，我做老师很投入，上课从不迟到，有很足的劲头，跟学生交流比较充分，有些学生现在还记得我年少气盛和尖锐而直接的口吻。

在郑时龄、刘云等老师的关心下，我1999年到2001年出国进修，在柏林工大Peter Herrle教授指导下读联培博士。这两年很用功，大概去了120个城市，看了800多个项目，走访了42个专家。

从德国回来后我做得最顺手的事是国际教育合作，在德国的两年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学生应该利用这样一些中外交流的机会开拓眼界。我们做了中欧工程教育联盟，制定了中欧双学位的推荐标准等等国际教育合作的工作，有人说我是在奉献，我本来自己可以做很多设计。但是我觉得我得到的比我付出的多，我得到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贡献让我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德国回来后学院王伯伟、俞李妹等院领导聘我做院长助理，做了五年；然后辅佐吴志强院长，担任副院长，做了三年；这八年中学院送到欧洲去交流学习的学生总数达到1000多名。后来到学校的外办做了五年的外办主任，从2014年的2月开始回到学院担任院长。我觉得生命或工作当中最重要的还是热情，但人不是天生是有热情的，而是我在关注这件事，我愿意投入我的热情，使得它能得到回报。

如果我像我的一些同学或朋友一样，从一进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好学生的话，就会自我暗示去做单打一了。可能正因为我不是那种典型的好学生，所以我有了更多的选择。我读大学的时候，干了三件让我挺高兴的事，同时这三件事对我来说也意义非凡。

第一件事是我在本科的时候，跟一批同学一起组织了同济大学建筑系“青年建筑学会”，也就是现在的未来建筑师协会，当时我是创始会长，学会一共一百多人。

我和协会里的成员一样，只是对建筑似懂非懂的年轻学生，对未来充满了好奇，关注建筑理论和建筑实践，如贝聿铭先生当年做香山饭店等。我们组织这样一个协会纯粹是出于对建筑的浓厚兴趣，让我倍感高兴，也极大地增强了信心，既为他人服务，又锻炼了自己能力，是利己利人的。

第二件事情是学会受到老师鼓励。当时针对圆明园是否应该重修的问题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很多人满腔爱国热情，觉得要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重建圆明园以表达爱国情怀。然而我们学会却有完全不同意见，认为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我们提了一个观点：不要重修圆明园，遗址就是遗址，废墟就是废墟。

首先，我们认为一座遗址变成遗址公园的的意义更大，可以起到警示作用，提醒我们不忘历史，正视历史，望向那一片废墟时，才能联想到民族的耻辱，记住我们的使命；其次就是建造圆明园的技术条件、艺术条件如今都已经不复存在，要重新修建一个世界奇迹级别的建筑谈何容易？

当时很多老师都支持我们这些学生的活动，比如罗小未，吴光祖，喻维国等老师；兄弟学校的很多老师，比如说清华的郭黛姮、徐伯安老师；北建大臧尔忠，还有故宫博物院的单士元先生。我们的观点在文汇报头版头条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工人日报头版转载，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对于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我来说，鼓励挺大的。

第三件事是把毕业设计完成，我运气很好，毕业设计是跟着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做的，民用院接了这样一个任务，让我们学着做方案，当时带我们的戴正雄老师看中我做的方案，就用了。

后来我跟着陈从周先生研究园林，看庙宇、山洞、古迹，自己安排调研，我跟他做的题目叫“第宅园林的作用和意义”。从中我学习到，第宅园林和私家园林不是完全一样的概念，我的核心想法是第宅园林在中国建筑史、园林史中扮演的角色是中国建筑的补充，因为建筑在一个理智的体制下比较规矩，不能逾越，但园林拓展了空间，拓展了制度，拓展了内容，拓展了一种创作的天地。

我能去柏林进修，既是意料之外，又是意料之中。

意外是因为那时候与国外交流挺少，有一天好几个同事告诉我，有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在资助去德国，我就报名了。情理之中的机缘是，我怕自己本科专业德语荒废，主动跟当时的副院长刘云老师申请多教两节专业德语课，不要任何报酬，每周两学时和同学们相互锻炼，我坚持了七年。

所以当选拔去德国的机会来到时，我就能很容易地把握住。一共有两个名额，当时的郑时龄校长直接建议一个名额给我，他说，李振宇过去七年一直在教专业德语，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这个名额应该给他。这次德国进修既是无心之作，但是又是有心栽花，去德国这件事既是偶然的，又有一定的必然性。

到了德国以后，我特别珍惜这样一个机会。我碰到的老师特别好，他叫彼得．海尔勒，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建筑。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菲律宾建筑，他对菲律宾、南美、非洲和东亚都非常感兴趣，也来过中国两次，但都没找到合作的人，我过去以后他很关心我。见到他的第一天，我就准备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五个问题，然后复印好了一份，他一份我一份。我问的五个问题是：

他是一个很严谨内敛的人，但是对学生其实非常积极热情。他看了这些问题就跟他的秘书讲，给李先生提供一个钥匙，一台电脑一个桌子，不是每个博士生每个访问学生都有这个条件，而我就直接这样登堂入室，这件事情是我来到柏林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在柏林做的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每天都到研究所。当时因为我已经35岁了，所以我认为我要珍惜每一天的时间，因此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在路上，而且每天都到研究所去。因为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接触到人，才能与别人交流，进行思想上的交流碰撞，从而有新的收获。正是在那个时期，我跟很多德国的老师同学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友谊，有的是很松弛的，有的是比较严肃的，有的是萍水相逢的，甚至有的二十年下来还是好朋友。

在柏林进修期间另一个对我产生强烈影响的就是柏林这座城市本身。柏林这座城市对于一个学建筑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20世纪的建筑教科书。20世纪的最有名的一百个建筑师，有80个以上在这座城市有作品，所以柏林整个城市就是一个现代建筑发展的画卷。对于柏林来说，最重要的时间段还是1984年到1987年，在柏林发生了一件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建筑实验活动——IBA，国际建筑博览会。

当时提出来了三个口号：“live in the city（住到城里）”；“批判的重构”，向城市学习，向历史学习，把历史当中的空间类型转移成今天的东西；“谨慎的城市更新”，对于老建筑，应该尊重它的比例和体量。这三句口号凝聚着柏林这座城市对待建筑的思考。

2001年回到同济，我和王志军、蔡永洁二位同事兼老同学合作进行设计工作，做了不少尝试。他们两位也是从德国留学回来得，蔡永洁在那里待了14年，我们一起合作8年，做了不少有意思的设计。应该说，这一段时间的教学工作、设计工作受德国影响挺大的。

2017年12月，我和学生合作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叫《迈向共享建筑学》的文章。这其中凝聚着我一直以来对于一个问题的思考成果，我的思考逻辑是“对于建筑来说，建筑的形势到底在追随什么？”当放到历史进程中去看待这个问题时，你会发现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答案，而形式背后所蕴藏的不同逻辑直接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建筑理念。

比如说在上古时期，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未形成的社会秩序，决定了建筑是“形式追随生存”的，因此能够维持人类生存、为人遮风挡雨的形式就是好形式。到了漫长的古建筑时期，“形式追随秩序”，因为那个时候生产力低下，通讯也不那么发达，国家需要靠一种秩序来显示社会结构以及国家的权力，这一点从西方的教堂和东方的宫殿的建构就能窥知一二。

到了现代主义就演变为了“形式追随功能”，因为生产力发展了，电报电话都出现了，所以当国家要传达指令时可以依靠报纸等等媒介，不再需要通过建筑本身来展示这个秩序，因此建筑自然而然地向着满足实用性的方向演进。然而在形式追随功能几十年以后，我们却发现国际上的建筑成为了千篇一律的火柴盒。

于是后现代主义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就是“形式追随多元”，可以说这是为了多元而多元，要隐喻、语言、言语。这是对于现代主义千篇一律建筑风格的一种解构。再过了几十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球出现了气候变暖，大气污染等等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建筑开始遵循“形式追随生态”的逻辑。可是到了今天，还会出现什么新的形式追求呢？

对此我就做了一个猜想，那就是“形式追随共享”。因为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了，手机就是一个移动终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获得海量的信息。

就像埃森曼说的那样，信息化以后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建筑，不必像原来那样像某一种建筑。当建筑也与信息化相结合，我们与建筑的距离就被拉近了。比如在将来邮电局就不必做得像一个邮电局了，因为信息化之后，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找到邮电局。实际上邮电局这种形式已经改变了，因此将来特别重要的是共享出现了，并且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出现的。

应该说，有城市就有共享，因为城市本身就是以一种共享精神为内核的。这种共享思想与雅典神庙或者教堂前的广场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把这叫做全民共享。

另外还有一种叫让渡共享。在21世纪之前，有很多的让渡共享，它的意思是这个东西本来是我的，我让给你用。比如说汇丰银行顶楼，到周末的时候就起到是民用的作用，或者像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屋顶就让渡出来，变成了公共空间。这种理念到了今天出现了一种叫“群共享”的东西，凭着手机的朋友圈，我们可以来共享建筑，比如今天有院长办公室，可能以后没有院长办公室，可能有一台手机，有一台电脑就是办公室。

其实每个人理解的建筑学都是不同的，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部《红楼梦》。因此我们应该从自己的视野出发，去与别人交流碰撞，从而得到更加成熟的对建筑的思考理解。所以各种不同的对于建筑的理解，比如有的人做建构，有的人做类型，有的人做社会性，然后有的人认为建筑就是风花雪月，有的人认为建筑是个纯艺术，这些我觉得都对，只不过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是鼓励或者包容多样的理解，而不是固执地坚持只有自己理解的建筑的才是对的。 

本文图片由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李振宇教授工作室提供